我们是谁

踏出校园走向社会后没多久,我们几个就意识到:无论工作本身多么有趣、多么符合你的性格和爱好,它也无法解决最基本的存在主义问题——如何活的有意义。

更何况对很多人来说,工作本身离意义很遥远。资本主义中“职员”这个职能存在是为了填补市场创造的人力资源需求,而不是为了让个体时刻活得充满激情和意义;就算有时让你兴奋的东西恰好是工作需要的,保持这两条线重合也需要投入不少精力和管理。 于是我们每天晚上躺在床上脑子转个不停,每三天会出现一个新的side gig想法:不如去拍vlog?开一个美食专栏?去学python?去考几个certificates?去做瑜伽教练?开一个博客写行业报告?继续花时间做记者采编? 然而想法归想法;按照牧歌的话说:万事只差do it。

小声喧哗的诞生大概就是一个do it的结果。小声喧哗成立之前,我们是各自在不同领域工作的好朋友。Izzy在美国新闻公司做专题片制片人和记者;刁刁在咨询公司以全国巡回扯犊子为生;Ina在纽约的一家品牌公司天天画ppt;阿花在遥远的加州的某个互联网公司,偶尔飞回纽约和其他几个人团聚。当时大家一起看片聊片,输出欲很强,想要找个渠道做点什么内容。于是,Izzy提议了一起做个播客,也提出了用“小声喧哗”(Loud Murmurs)这个名字。后来大家又集思广益起了N个名字。当时苦等客户发数据的百无聊赖的刁刁把候选名字做了一个似是而非的分析,起名字叫Movies & Co,还用了麦肯锡logo的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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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Ina剪完第一期节目之后,一切都蓄势待发。路线一下子清晰了。四个人都有种突然一下找到了声音的感觉。小声喧哗刚开始的几期,也和和当时2018的“metoo”最如火如荼的时刻相撞。后来,阿花写了一篇开篇词:

“刚刚过去的“国际妇女节”中给了小声喧哗一个最佳的时机宣布自己的诞生。这是一个酝酿时间并不久就上线的播客,但这个播客代表着几个话筒后的当代女性一直蠢蠢欲动的“参与欲”。在流行文化这个广大的空间中,小声喧哗想用聊天+做播客的方式,占领一点主权,成为一个有底线的、思考着的,轻松、温暖而冷静的声音。我们想要挑战对于男性视角是默认形式的流行文化。以女性视角看待流行文化,无须解释,不必自证,也无需辩护。每集节目我们都想深挖创作者刻意或者不刻意地表现出的社会、政治、哲学内核;直视影视中令人不安、想要逃避的性别、阶级和种族元素。”

可能这些命题都听起来很庞大。但是我们讨论的反而是更多细小组成部分——每个镜头语言、对女性的刻画、对少数族裔角色的处理、以及电影电视创作人员的构成——都是决定了我们在屏幕背后消费什么、内化怎样的价值观的构成元素。于是,我们为了这些细小的组成部分,反复地上纲上线,乐此不疲。

在《色戒》里,每次王佳芝和老易啪完,都觉得”像是洗了异常舒服的热水澡”,而小声喧哗的几个人每次录制完节目,关掉面前的麦,也有相同的被兴奋和倦嗜的蒸汽包围的舒畅感。生活的疲乏和无意义,能在录小声喧哗的时候,被折叠起来。

这可能这就是一个女性小集体所存在的意义——我们都无代价无条件地支持对方的工作和观点,而正好能量是一个相互给予,就能变多的事物。小声喧哗是一个有些理想主义的support network, 虽然听起来很老套,但是,这个小节目,的确让其中的四个人都在成为最好的自己;甚至慢慢出现了一种可能,让我们把这种支持和友谊分享给很多很多的人。